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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城垣的千年传奇

此文有点长,是为了说清楚邵阳古城2500年来的变迁。

此文有点长,是为了说清楚邵阳古城2500年来的变迁。

首先我们看看邵阳城历代发展的总体脉络。公元前494—477 (春秋末),楚王族白公善建白公城,属楚地;西汉初,设昭陵县;226年(三国),吴国置昭陵郡;280年(西晋太康元年),避司马昭讳改昭陵郡为邵陵郡;636年(唐贞观十年),立邵州,隋唐有设建州、敏州短暂历史;1225年(南宋理宗元年),宋理宗以年号“宝庆”升邵州为宝庆府;1913年(民国2年),设宝庆县;1928年(民国17年),改宝庆县为邵阳县;1949年,设邵阳市,属邵阳县;1950年,为地辖市;1977年,改省辖市。1996年,地市合并,统称邵阳市。

城市是人在征服自然中孕育而生,但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也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终享受着自然的赐予,同样也承受着受着自然的制约。邵阳作为2500年的古城,大抵是遵循这样一种规律。

群山环绕之中,两江交汇冲刷出一大片平地,这是一块福地,水草充盈,地质稳定,气候舒适,天然的宜居之地、造城之处。

南方城市受地形地貌限制,与东北华北西北平原高原坐北朝南、街道平直、两轴对称的城市不同,多半依山就势,滨临江湖,沿江沿湖设置水陆交通。湖南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如果将其看做一个口袋,那么邵阳便是“袋中袋”。邵阳城区处湘中腹地,北为龙山山脉、西是雪峰山脉、南皆南岭余峰、东南大小山峰都属南岳72峰。大自然只在东北方给邵阳留下一条通道,沿此通道修建320国道,经潭州过长沙达汉口接京城。

“袋中袋”的地形,感受最明显的莫过于气候变化,冷湿气流到邵阳前大多会绕群山一周,才能找到这条狭长的通道,然后呼啸着直奔邵阳城。多半,邵阳降温会比长沙、湘潭等城市晚一到两天。这是题外话。

早在新石器时期,邵阳境内就有先民耕作栖息屯居。2500多年前,公元前509—506年,吴楚争夺战中,楚大夫白善奉令参与长江中游和湘鄂边境保卫战,中军主力溃散,白善率右军残部沿潭州退守邵阳,筑城守之,后人称此城为白公城。《明一统志》云:白公城在宝庆府城北二里,隔资江。隋改建州,后移至江南,今府治也。此白公城在江北北塔至观音庵一带,古城遗址建筑与先秦古城相似,地形依山临水,城垣系土沙石人工堆积而成。

《邵阳市志》记载,秦汉之际,资、邵二水交汇处渐成集市。西汉设置昭陵县设治于资江南岸,邵水之西,并垒土筑城。三国吴置昭陵郡亦设治于此,城池依江而建。两晋至隋唐,县、郡、州治或北或南,几经变迁。晋置邵陵郡、隋末设建州,以江北为治。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更名邵州,又迁州治与邵阳县治于资江南岸。自此州(府)、县同城而治。城池滨资江呈东、西走向,巷陌纵横,居户数以千计。

不难看出,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农耕文明的普及,因城而市,不断繁华。如果白善大夫修建的只是一座军事堡垒,一座“城”,那么从秦到隋,资江、邵水交汇的小平原自然形成了“市”。只不过这座城市一会儿江北、一会儿江南,直到贞观十年,州、县都设立在江南,实现同城而治,一直延续至民国。这就对了,如果省政府和市政府隔江相望,不在同一座城市,那么优先发展谁、建设谁?为什么要隔江相望,是军事防御需要,还是两边都适合建城,亦或是郡县离心,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这里需要科普的是,古代县比郡、州、府都要大。《逸周书作雒》:“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西汉初年建立的昭陵县,管辖的地盘很大,涉及今湖南邵阳、娄底、广西桂林等两省三地市。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昭陵县内封了一个夫夷侯国,辖地为今新宁县、广西资源县等地;同时还封了一个都梁侯国,辖地为今武冈市、隆回县等地;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在昭陵县内封了一个昭阳侯国,辖地为今邵东县等地。

实践证明,迁都江南是正确的。在古代,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是第一位的。江北地势开阔,除资江外,无险可守。而江南,北有资江、东有邵水、南有一片山林(现今的城南公园、六岭公园),唯独西边需修建一条护城河。古人也是这么做的,在现在的窝家园、西湖路一带修建了护城河,水从哪来,引邵水流入资江。如此,四面都固若金汤,“铁打的宝庆”名不虚传。

制蛮夷之前沿,遏苗侗之先锋,守中原之前哨。这块平静的土地里还是一片金戈铁马的军事重镇、兵家要冲、战略高地。

“南楚雄边百粤亲,山川无异土风淳,踏歌樵妇黄茅髻,负载征人百葛巾”。四面环山,三足鼎立,二水绕城,翠烟袅绕,黄昏下荷锄而归,这片土地本应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那曾想招惹了兵家。

虽四面环山,但细想其地理位置,就不足为怪了。邵阳历来为东南沿海通向西南腹地的战略通道,中原大地抵御西南边陲的第一道防线。以前官方介绍邵阳时都说,“据雪峰之险,拥五岭之秀;上控云贵,下制长衡。”古代,雪峰山脉和五岭山脉历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道天然分割线。后来,不这样说了,因为有暴力和自大之嫌。改为“上接云贵,下联长衡”。但不管现在人怎么说,在古代其军事战略位置不言而喻。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楚国之争,邵阳还是大后方,是休养生息、补充粮草的地方。那么随着人口激增、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据,邵阳便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沿。

有历史可考证的,最早便是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对邵阳的争夺。史载,“三国初属蜀,后入吴。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26年),分零陵北部为昭陵郡,郡治设今邵阳市。”至今,在邵阳流传着诸多三国时期的故事。现在邵阳市的卸甲坊、祭旗坡、箭落门、鼓楼亭,白马田,西牛寺、八角井、西外街的步月桥,谷洲镇的决策岭、勒马坳,五峰铺水田的驻马桥等都和三国有关。古卸甲坊,位于邵阳市中心路沙井头巷尾,相传为三国时张飞卸甲处,为纪念张飞而建,现存的房屋为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重建。祭旗坡,诸葛亮把几十万大军驻扎在昭陵(现在的邵阳市)南面的百花坡,纶巾羽扇,风度翩翩,在百花坡上祭旗出征,取得了平定南方的决定性的胜利。箭落门,诸葛亮站在南门外堆子山命令张飞试箭,张飞力大,拉满弓,三箭都落在相隔五公里之外的东门外草坪上(今人民广场)。百姓惊叹张飞的神箭,便把箭头落地的地方叫箭落门。鼓楼亭,关羽斩杀了蔡阳,来到邵陵,衣甲未卸,上关城楼。只见南北西三面都有屏障护卫,唯有东边正对大路,防守薄弱。令张飞领兵三千驻防铁砂岭,怕张飞好酒贪杯,便建鼓楼亭,派得力的兵士把守,发现敌情,即刻擂响大鼓,让张飞惊醒,鼓楼亭从此得名。

古卸甲坊

此后为争夺生存空间,围绕疆域和领土纷争,以雪峰山为界,中原皇朝和苗族、侗族在邵阳开展了诸多战争。邵阳城的军事属性不断强化,城墙也越修越牢固。

宋嘉祐三年(1058年)武冈溪峒(今城步、新宁、绥宁三县境)九十团峒苗瑶起义,明末李再万领导苗民起义,明洪武四年(1371年)蒙能与李天保两度起义;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宝庆大旱,武冈苗叛,新宁峒苗杨文伯应之。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横岭峒苗民吴光亥率农民起义。

清顺治四年(1647)4月,南明桂王朱由榔建立永历王朝后迁武冈,以岷王府为王宫,改武冈州为奉天府;八月,永历帝败走黔滇,武冈复为州《武冈州志》。这就是城步历史上有名的“南明抗清”。清康熙十一年(1672),吴三桂大兵入湘,攻陷城步,进克武冈、宝庆等地,并以此为根据地与清廷抗衡。十八年,吴三桂部在衡州、宝庆、永州、武冈等处被清军击败。清雍正十二年(1734)蒲寅山组织瑶民起义,五年(1740)正月横岭峒栗贤宇以长安坪为根据地率众起义,莫宜峒杨清保起兵响应。后来还有众所周知的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宝庆府。

武冈王城

值得一提的是,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上堡村为古苗王国首都遗址所在地,当地居民称“上堡古国”。跨过古榆掩映的小桥,穿过洁净的青石古道,登上九级台阶,就到了当地人说的义军大王的金銮殿。这里曾是农民政权的中心,两度建都之地。明朝正统元年至天顺年间(1439—1464年),湘桂黔交界的苗民以上堡为中心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领导者为蒙能、李天保等,并建立苗族王国,年号“建元武烈”,李天保称“武烈王”,封蒙能之子蒙聪为元帅,封杨昌富为将军,将苗疆划为“省”、“府”、“州”、“县”等行政单位,至今黄桑坪一带仍流传着“界溪省,巴流府,雪林州,赤板县,上堡有个金銮殿”。上堡古国是苗族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自己政权的首都遗址,也是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心。

黄桑坪上堡村

西南边起义接连不断,邵阳城成为中原向西南用兵的通衢,又是朝廷节制少数民族的前沿,成为朝廷镇压起义的大本营、安定西南一隅的指挥部。邵阳城几经修葺,越来越坚固。

唐之前,今天的遥临巷,叫窑岭,是一个烧窑的地方,北宋时今天的南正街、大安街仍属于郊外,是一片坟场与有耕作的小山地。唐代以隋朝邵阳县置邵州(邵阳郡),辖邵阳、武冈二县,邵州与邵阳县同城而治,邵阳城升为州郡级城镇,城市建设也随之扩大。经实地调查与考证,邵州城南面已扩展到今宝庆路以北的山头一线,并以这一带山岭为南城之屏障;西面则扩展到今遥临巷一带,其面积比汉昭陵城扩大了一倍以上。

宋代,夯土筑城墙。特别是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升邵州为宝庆府,府城向西面扩展,城址规模基本上定型。其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周长约4370余米,墙高约8.3米,宽约3米。设城门五道:东曰朝天门、西曰定远门、南曰大安门、北曰丰庆门、西北曰临津门;西、南二门各筑瓮城,广80余米,瓮城内驻兵守御。

明初,开始筑石头城墙。1372年对城墙进行了大的补修,青石和红砂石垒筑,建朝天门(东)、定远门(西)、大安门(南)、丰庆门(北)和临津门(西北),形成五门、七楼、十二炮台的格局,墙上设置炮台12座、层楼7座;两侧筑女墙稚垛,供巡视防御。古城北临资江、东临邵水,两水宽阔,为天然屏障。

清代,城墙防御体系完整坚固,城墙的东、南、西、北险要部位共筑城墙马面六处,西南面人工开凿护城河,设有瓮城,北门西侧地下暗道直通资江河床,有“铁打宝庆”之誉。街巷呈东西和南北交错布局,形似棋盘,东西有府街、县街、背街、狮子街,南北走向小巷二十余条,街巷名称大都沿用至今。清嘉庆、道光年间,宝庆府城周长7.7公里,东西长3.3里,整个古城墙坚不可摧。并逐步向“城外”邵水以东发展。

民国,新建潭宝公路,古城向东、向西沿路扩展,跨邵水在今迴栏街区域集聚发展。1939年,为便于市民疏散,拆毁东、西、南三座城门,仅保留了北面临江一线及西北隅少部分城墙及丰庆、临津两道城门,全长约1300米,另存部分城墙基址,总长1000余米。

同时,以宝庆府为大本营,将防御的触角向西延伸。在西南100公里处建造武冈州城,在西南170公里处设立宝庆二府——长安营。武冈州城以严谨的王城格局,坚实的城垣,典型的斜塔,名闻遐迩。长安营位于城步县西南面,南山脚下,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地,地势险要。史载驻扎的八旗兵最多时达8000多人,现今长安营一带多为满族后裔。史载,清乾隆八年(1743)筑长安营城,城周二里八分。

汉置昭陵,唐设邵州,宋称宝庆,城市伊水而建因水而兴,城市沿资水而通江达海,千年宝庆续写一部商埠要津的繁华,成为资水上游古老的商业明珠

发展永远是城市的主题,金戈铁马的纷争永远只是点缀其中的乐章。在中原文化南下、西学东进交织交融中,古城工商业不断发展。宋朝不仅是中国经济南方超越北方的分水岭,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很多数据证明,宋朝乃当时世界第一大国。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是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强盛的超级大国。

南宋宝庆元年(1225),邵州防御使赵昀坐上了皇帝宝座,宋理宗赵昀登基,用年号命名自己曾领防御使的封地,升邵州为宝庆府,宝庆之名始于此。千年宝庆由此发端,当时的宝庆也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由此奠定了湖湘重镇的地位。

天时方面,有理宗皇帝的高度关心关注,“升邵州为宝庆府”。宋代路下为府、为州。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要略高于州。当时,国都、陪都,皇帝诞生、居住和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改置为府。绍兴十二年(1142年)分路16,领府27、州132、军34、监2。宝庆府作为南宋27府之一,与临安府齐名。南宋时期的宝庆府属荆湖南路,路治潭州,宝庆府和潭州大致相当于现在深圳和广州的关系吧。荆湖南路管辖1个府、6个州、3个军、41个县。宝庆府辖邵阳县、新化县;潭州辖长沙县、开宝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宁乡县、善化县;衡州辖衡阳县、耒阳县、常宁县、安仁县、茶陵县;道州辖营道县、江华县、宁远县、永明县;永州辖零陵县、祁阳县、东安县;郴州辖郴县、桂阳县、宜章县、永兴县、兴宁县、桂东县;辖武冈军辖武冈县、绥宁县、临冈县;茶陵军辖茶陵县;桂阳监辖平阳县、蓝山县、临武县;全州辖清湘县、灌阳县。历史上最高的行政地位,使宝庆府始终感谢皇恩。相传南宋灭亡,邵阳仍然在今洞口县山门镇孤军抵御元军铁蹄,现留有将军山和将军石。

地利方面,有资江水道,上溯新宁、武冈,下达益阳、汉口;同时兼有7条驿道交汇延伸,控引黔桂,襟带潭衡,贯通祁永,既是通往大西南的门户,又是资江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为水路要冲,湘中重镇。为提升宝庆的战略地位,朝廷以宝庆府城为中心,西至滇黔,北连辰溆、南通粤西、东达衡州,每隔十里设一个铺驿。其中,东路黑田铺、西路岩口铺、北路巨口铺,距宝庆城六十里左右,正好一天的脚程,五峰铺略远一点,因属宝庆南路边陲,此四铺自然成了行夫走卒打尖落脚之所。相对集中的人流物流,使之出落成“宝庆四大名铺”。

人和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人口南迁;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第二次人口南迁,宋代靖康之乱时期第三次人口南迁,史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在南北方生产力水平日趋接近的情况下,一旦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移,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必然迅速赶上,并超过北方。这种情形大约在两宋时期出现了。到了公元12世纪后,南方人口已近北方人口的两倍,垦田数和赋税总额都超过了北方。显然,这些都给宝庆带来了大量人口和北方的农业文明。

城市建设上,南宋时期,城内有府街、县街等9街18巷;城外有东关外大街、河街、张家冲半边街及铁炉巷、板井巷、高家巷等小巷。沿资江建有北门、临津门等3各码头,客货水运日渐兴旺。光绪末年,宝庆府城有府街、县街2大街,另有10小街,30巷。此时,不仅青龙桥头成为繁华闹市,邵水以东相继开辟一铺、二铺、三铺,构成青龙街、青泰街、儒林街为主干道的外城区。

宝庆为湘中及湘西南的传统商埠。明清时期,宝庆府依资江水道和湘黔、湘桂驿道成为东南通西南商品转运枢纽、楚湘主要商埠。清乾隆为湖南造纸基地,民国为全国三大皮毛市场之一;民国初府城工商户2000余家、码头6个、人口6万,宝庆会馆、宝庆街、宝庆帮遍布全国。清咸丰年间,宝庆人在汉口建专用码头——宝庆码头。上海、台北、湘潭等地均建有宝庆街(路)。

鸦片战争前,境内盛产的土纸等手工业品和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茶叶等土特产品,多在此集散,粮食交易亦较活跃。鸦片战争后,洋货渐次输入。江西、福建、陕西等省及省内长沙、湘乡、衡阳、新化等地商贾陆续来此经商从业,并逐渐形成商业行帮。江西人多营药材、首饰,陕西人多营皮毛,湘乡人主营布匹、南货、杂货。皮毛交易不仅辐射境内各县,而且吸引湘西及贵州、广西、云南的肩挑小贩至此,成为西南各省的皮毛集散市场。此外,土纸、煤炭、大条钢的交易流通亦是大宗,通过资江运销省内外。用毛板船沿资江水运煤炭至益阳、汉口等地,先卖煤炭再将空船卖给拆板厂,这种独特水运方式持续百余年。黄花菜、晒烟、干辣椒等农产品的外销量也较大。

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海禁日开。府城传统的家庭作坊部分演进为工场,赣、陕、闽省及省内长沙、湘乡、衡阳等商帮相继来此经营,商铺、作坊、工场、会馆等建设日繁。随着长沙、岳州的开埠,外来商品日渐增多,既有洋布、绸缎、钟表、书画,也有瓷器、海味、糖、盐。盐业实行官督商运,宝庆府城中有盐商20余家,年销盐2500吨。宣统年间,富商左秉刚始建商务局,商业行帮堂会均成其基层组织,宝庆城内有粮食、绸布、国药、生皮、熟皮、南货、盐业、山货、杂货、烟酒等20多个行业工商户2000余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于宝庆县城,商界损失较大。民国13年又洪灾为患,沿河商铺倒塌甚多,加之土钢、土旋被洋钢、洋旋取代,市场衰落,商业不振。民国17年潭宝公路建成通车后,外来客商增多,输入输出商品增加,邵阳县城不仅是山货土产的集散市场,而且成为湘中、湘西南的货物转运中心,城区有转运公司7家。城外洛阳洞形成烟叶交易市场。经营生皮、熟皮者有200余户年销货额300多万银元。至抗战初增至400多万银元,为皮毛畜产业鼎盛时期,部阳与汉口、上海并称为全国三大皮毛市场。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及外省的工商业者相继流亡境内,城区人口激增,市场一度繁荣。由于来自东南各省的货物断源,境内棉花、土布、土、土纸及粮食的生产、交易十分活跃,旅业也随之兴隆。

西汉时,境内即有治炼铜、铁,烧制陶器、砖瓦等产业。唐代,出现淘金、采银的工场。宋代,府城手工业、商业、水运日渐发展,人口增多,城池扩大。出现青龙桥、东塔、双清亭、康济庙等南北技术相融合的建筑。

南宋时期,造纸业、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至清代,宝庆府城曜板刻书业较为兴隆,有刻书坊20多家,与长沙、茶陵、水州并称为湖南四大书城。清乾隆年间,境内手工造纸发展到3000余户,集中于龙山、滩头六都塞等地,土纸产量一度占当时全省总产量的75%,宝庆成为湖南三大造纸基地之一。同治年间,宝庆南乡一带有钢坊20多家,年产钢万余担,行销长沙汉口及豫、甘、晋、冀等省。宝庆东乡牛马司及南乡九公桥等地多处采煤,年销出境约300万担。民国初期,境内手工业继续发展。造纸、采煤、冶炼等产业长盛不衰,土布、针织、染坊、笔墨制造、皮件加工、制革、竹刻、石雕等行业发展较快。民国14年(1925),宝庆县城左氏管弦室雕刻的翻簧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银质奖章。民国15年,刘重威倡议集股兴办的宝庆光明电灯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为境内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工业企业,标志着邵阳现代工业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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